原创 董祖权 张剑 文博中国 发表于北京    

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时期，以文献为基础，学者对秦、楚、汉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诸多研究，形成了汉承秦制、汉承楚制等多种宏观概括。而考古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多集中在墓葬、都邑性居址等，因为在过去的考古工作中，东周时期的各类遗址常有发掘，秦汉时代的普通聚落则发现甚少，导致系统性的历时研究难以展开。而与墓葬掺杂死者、生者的主观意愿，甚至社会习俗、风气的过度表达不同，居址为生者所居住之地，更多反映的是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境，以技术层面为主。不同等级的居址，也与社会等级直接关联。汉水中游是楚、秦长期博弈之地，楚地亦是亡秦兴汉之地。从与社会底层直接关联的小型聚落入手，以店子河遗址为例，通过其较为丰富的东周至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，观察秦、楚、汉政权更迭与其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，有助于我们理解秦汉时期，政权更迭与考古学文化变迁之间的对应关系。现。店子河遗址东周时期出土陶器陶质陶色以夹砂褐陶为主，组合以鬲、盂、罐、豆为主，属典型楚文化。秦汉时期陶质陶色以泥质灰陶为主，组合以盆、罐为主。陶色的变化体现了陶器烧制水平的提高；陶质的变化可能反映了秦汉时期烹饪方式的变化，即铁质取代了陶质炊具。东周至秦汉时期，虽然烹饪方式有所变化，但食物种类基本一致。店子河遗址汉代居民的肉食来源与东周时期具有较强的一致性，肉食来源均以猪为主，其次为狗、鹿，再次为牛。

第二，秦、汉政权的更迭，在店子河居址上几无体现。从秦代到东汉早期，店子河居址所见生活用陶器陶质陶色、陶器组合等基本没有变化，延续性极强。而这一地区的其他东汉时期的遗址，如龙门堂、上宝盖等，也基本延续了这一文化面貌特征。即从秦到东汉晚期，居址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一脉相承，秦汉、两汉政权更替的阶段性几乎没有体现。


第三，居址与墓葬，在政权更迭的体现上，存在错位。在楚、秦的政权更迭过程中，居址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本质性变化，而墓葬虽然存在器类组合、陶器器形的变化，但整体来说，均是以仿铜陶礼器为主，其所表达的社会风气一脉相承，即在楚、秦政权的更迭过程中，居址文化面貌的变化远大于墓葬。在秦、汉政权的更迭过程中，居址与墓葬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，都有一定变化，但基本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量变。在两汉政权的更迭过程中，居址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变迁明显弱于墓葬，店子河居址的陶质陶色、陶器组成均未发生变化，但墓葬中，与庄园经济相关的模型明器大量增加。


文化变迁与政权更替是一个复杂的对应关系，居址更多地反映了生活方式的变化，而墓葬则与意识形态、宗教信仰等精神世界相关。目前，我们对居址与墓葬在政权更迭中变化错位的原因还探讨较少，这种错位对于秦汉之前的考古学文化研究，是否有借鉴意义，也值得思考。


编辑 | 张小筑 实习编辑 | 杨晓雅
复审 | 冯朝晖